□陈琳
第一代新华人
1956年春天,木垒河来了一个卖书人,他就是我的父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华人,他要把延安精神带到这里,传播科学真理,弘扬先进文化,教育引导群众,为创建文明社会打下基础。
当时,一位哈萨克族大妈听说有人要在木垒河建新华书店,二话没说,就腾出一间房子,对我父亲说:“我这个房子嘛,街上最好的地盘,你卖书特别好!”父亲向她鞠躬致礼,便临时租用了她的这间临街小屋。父亲用了三天时间,粉刷墙壁,搭柜台,做书架……把他带来的几麻袋书分门别类归置好。可屋子太小,书架简易,放不了多少书,几十元的备用金早用完了。为节约开支,他把自己的居室当成了库房,搭一块木板,晚上睡觉,白天做饭,为了降低费用,所有自己能干的事情他绝不请帮工。安置好柜台,摆好书架,开张那天早晨,父亲在门头挂上了“新华书店”的牌子。从此,父亲在木垒河,开启了他长达23年的卖书生涯。
作为第一代新华人,父亲和所有的老新华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他参加了木垒县召开的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过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父亲平时卖书,最忙的时候是学校开学前发课本,全县各乡村学校来领课本的中小学老师把小小的书店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让老师们尽早领到课本,父亲都是从早忙到深夜,时常顾不上吃饭。到了农闲季节,为落实好农村发行工作,他带着书到各乡镇牧区、村庄摆书摊,给农牧民传播文化知识。那个年代,在木垒河老百姓口中常说的“马背书店”“扁担书店”“流动书店”,就是父亲走街串巷地把图书送到农牧民家中的缩影。再后来,凡是有供销社的地方,父亲都把那里的供销社作为新华书店的联系点。父亲喜欢读书,交了许多爱读书的朋友:教师、青年、学生、文化馆的职工,左邻右舍……他们三天两头,聚集在我家炕头,坐在那充满莫合烟的屋子里,听我父亲讲国际新闻和国家大事。
工作的时候,父亲大部分时间蹲在库房里。每次见到父亲,他总是蹲在那里写呀,算呀……那间又黑又暗的库房,夏天不通风,又闷又热;冬天,就在地中央放一盆火,又湿又潮。但是父亲对那些书,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熟悉。在他的柜台里没有记号,也找不到一个标签。哪一本书放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册,什么价格,他都一清二楚。无论哪一年,不管哪一天,哪一所学校,哪一位老师,或者是哪一位同学,只要来买书,父亲都能马上在固定的地方找到。
记得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父亲外出送书,很晚不见回来,母亲带我们四处寻找。寒风刺骨,白茫茫的雪地里,远远看见一个黑影倒在地上。走近看时,父亲已冻得昏迷不醒,他身上还压着一捆没有发完的书。在那个又黑又冷的夜晚,父亲和他的书,是我们一家人抱着、扛着、背着、抬着回家的。
父亲走了。清贫的父亲,没有给儿女们留下什么财物,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对事业、对家庭、对生命的赤胆忠心,留下了他为人父正直刚毅、爱岗如家的优秀品质,这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第二代新华人
1981年的春天,作为新华人的后代,17岁的我放弃了招工、求学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图书发行工作。我从小受父亲熏染,对书店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缘。我暗下决心,要像父亲那样爱岗如家、忠于职守,做一个无愧于心的新华人。
我的新单位距离奇台县城22公里,那是奇台县新华书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图书销售点。上班那天,我自带行李,装了十几包书,坐着一辆破旧的苏式嘎斯车,来到了即将开业的只有我一个人的工作单位。那是一间破烂的教室,窗上没有玻璃,门上没有锁扣。我一脚踏进去,不足20平方米的土坯房,地下高低不平,墙上落满灰尘。墙角,几只巨大的黑蜘蛛在长长的蛛丝上来回游动。我提心吊胆地拉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壮着胆子开始清理教室。我找来一个大扫把,心一狠,眼一闭,从上到下,扫了一圈,平时一见蜘蛛就吓得浑身发抖、万分恐惧要尖叫的我,那一刻却鼓励着自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无论如何,我也要走下去。简单地布置之后,我站在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上,把“新华书店”的牌子钉在了门头上。
当我把那块崭新的牌匾挂上门框时,脑海中浮现出25年前父亲创建木垒河新华书店时的场景,心里想,这大约就是新华书店诞生后,辐射到最远、最小、最基层的一个边疆网点了吧。又想着,父亲当年只身一人在木垒河组建新华书店时,垫底的是几麻袋书;而现在的自己呢,除了带来的书,还有血液里的新华基因,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文化符号。
每到农闲时,我也会像父亲一样,把书打成包,骑上自行车,下连队去流动售书。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年春天,我骑着自行车抵达了离团部最远的戈壁四连,结果书还没卖几本,天气突变。一看西边那黑墙般滚动而来的沙尘暴,我急忙调转自行车往回赶。不料,瞬间狂风大作,尘土漫天,飞沙走石中,我眼睛睁不开,车子不能骑,走一步退三步,只能艰难挪移。好不容易到了榆树窝子,就见倾盆大雨噼里啪啦落下,我一下瘫在了地上。为了不让雨水打湿书,我脱下外套裹在书上。口袋里的干粮泡成泥浆,浑身上下已被雨水淋透。眼看天色渐黑,心中一阵惶恐,无奈的我只能咬着牙,顶着风,冒雨往前赶路。可是没走几步,连车带人摔倒了,自行车压在我的身上,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嗓子哽咽得不能喘气。我心里喊着:天啊,千万不要把我扔在这没有人烟的荒滩上。就在那时,我脑海中浮现出父亲送书被风雪掩埋的那一幕。难道我要同父亲一样,必须遭受一场由自然风暴带来的劫难吗?我不服输,挣扎着站起来。在乌云下,昏暗的荒瘠之地雷声滚滚,只有我瘦弱的身影在缓缓移动。我东倒西歪,被狂风暴雨弄得恍惚窒息。在坚持了几分钟后,望着铅色的天空,我跪倒在地,垂下了头,任凭泪水长流……不知过了多久,我张开嘴,喝了一口雨水,抹了一把脸上的泪,站了起来。我努力地从泥浆中扶起自行车,让车子靠在我的腿上,再次把书绑紧,艰难地推车前行。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风停住了,雨渐渐小了。晚上十点多,我终于看见了团场的树林。我停下来,在路旁找了一根树棍,掏干净自行车轮子上的泥巴,骑着它进了团场。一进校园,远远看见我的宿舍门口隐约站着两个人。走近一看,是我二姐和三姐。我飞快地将自行车立在墙根,迎她们而去。门一开,一只老鼠从地上窜了过去。二姐尖叫着,抱住了我。窗上的塑料布早就被大风卷起,屋里尘土飞扬,一片狼藉。我擦着火柴把灯点亮,结果灯花摇曳两下又灭了。二姐哭,三姐哭,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一时间,姐妹三人抱在一起,哭了个稀里哗啦。
后来,我调到奇台县新华书店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被称为古丝绸之路“旱码头”的奇台,新华书店的三层图书大楼耸立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我作为一名业务员,想着同是卖书人,父亲的绝招是心算,二姐的绝招是组合,三姐的绝招是算盘,我也得想办法学出自己的一招“鲜”,用来安身立命,于是,整个冬天,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窝在书库里,拆包、打包,反复练习,火速提高业务技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无论打算盘、摆造型、图书推介、上架分类、打包捆扎,我都得心应手。听说我走了以后,古城子新华书店的老师傅王诚忠曾不止一次在职工大会上表扬我,让年轻人向我看齐。
第三代新华人
2012年10月,我儿子从部队复员后,主动选择了在新华书店工作。从小在父辈们的感召下,他懂得了图书发行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他从营业员做起,拆包、上架、送书……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一干就是十二个年头。
最让我难忘的是,2021年,因为学生拿不到课本,网课无法进行,正当各大学校焦急万分,不知该咋办的时候,儿子义无反顾地开启了长达半个月的“送书”之旅。有一天,也是风雪交加,也是狂风大作,为了保护车上的课本,他打开了几米长的帆布遮盖书,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
那些日子,当想到儿子坐在装满课本的车上,来回飞奔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将一包一包的课本送到学校,送到学生手中的场景,我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老一辈新华人的光荣传统在第三代新华人这里没有断掉,新华人无私奉献、竭诚服务的精神在第三代新华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2024年4月20日,一座文化新地标——庭州书城在昌吉市落成。庭州书城从外观上看,高耸直立,非常气派。书城所在的大楼为主副楼体设计,庭州书城经营场所在副楼区域,建筑面积达4800平方米。这是昌吉州新华书店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在这座崭新的楼门前,非常喜悦地看见了我们家族的第三代新华人陈远舟,百感交集。只见他西装革履,佩戴着新华书店的胸牌,笔挺地站在门口,迎接着来自四方的宾客,脸上带着作为新华人自豪的笑容。
当我站在大楼前,仰望着头顶上“新华书店”那四个巨大的红底白字时,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历历在目。从中国第一家新华书店1937年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诞生,到如今,成千上万的新华书店已在祖国遍地开花。
新华书店,从一开始的窑洞,到土坯房、砖混房,再到今天的高楼大厦,见证着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精神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从当初的扁担书店、马背书店、背篓书店……到今天的岛上书店、空中书店、海外书店、音像书店、花市书店、多功能书店、网上书店、书店+等等,无论怎样翻新变化,永远不能忘记新华书店的使命,要为人民提供优质而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
站在“畅阅全城·书香昌吉”全民阅读活动的现场,回眸来路,我感慨万千。新华人一代有一代的选择,一代有一代的担当。
(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新昌吉”征文成人组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