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纳斯河》（三）

　　王族

　　第三节 史前玉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

　　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从北部的辽河流域，到中部的黄河流域，再到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区域，在距今6000年到8000年左右都出现了大量使用玉器的现象，特别是以玉器为主进行随葬，这在各大史前文化的遗址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前面一节已谈到了“玉器时代”，无论概念是否有必要，但现象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玉器的起源和使用伴随着权力的产生和国家文明的起源，对于分析中国史前政治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在众多史前文化遗址中，最为重要的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前身是兴隆洼文化；而凌家滩文化又介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故主要以这四个史前文化遗址作为分析实例。

　　一、兴隆洼文化

　　兴隆洼遗址，处于公元前6200年至5200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的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右岸，1983年至1993年先后进行了6次发掘，清理出房址180处、灰坑400余座，并在此出土了最早的“真玉”耳玦和包括坠饰、匕形器、锛、璜型器、斧在内的100余件玉器。兴隆洼玉器的出土，将我国制作和使用玉器的年代推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特别是其墓葬玉器可以判定当时用玉者的身份不同于其他人，是阶级和等级的一个标志。同时兴隆洼玉器对后来的诸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我国文明起源之多元的一个有力证明。参与挖掘的刘国祥认为，兴隆洼文化虽然是以聚落的形式存在，但其具备了经济形态、原始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影响的重大意义，特别对其后的小河西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为红山文化找到了直接源头，确立了西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并行发展、互相影响的历史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兴隆洼出土的玉耳玦，其使用方式与其所有者的身份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遗址，数百间房屋，只出土了10余件玉玦，可以肯定佩戴玉玦的人一定不同于其他人，根据刘国祥的考证，玉玦当时的功能主要有三个：一是耳部的装饰物；二是以玉玦示目的功能，并影响了后面红山文化陶塑女神（在眼眶嵌入玉片）；三是礼器功能，2兴隆洼遗址有7件玉玦出于一个墓葬里，显然不是作为耳部装饰物使用，应具有标识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功能。

　　苏秉琦认为，兴隆洼遗址反映了社会发展已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特别是兴隆洼遗址“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玉已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制玉成为特殊的生产部门……说明社会大分工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大分化已经开始”。

　　马克思认为，在原始社会里，氏族制度下成员的关系是以集体主义和平等原则为基础，生产资料和产品实行公有制，财产归集体所有，在生活资料消费方面实行平等分配的原则。但是从兴隆洼出土的玉器表明，佩戴玉器已经具有了区分等级的作用，玉并不是公有财产，而是属于个人，而且佩戴玉器的人明显不同于他人。社会分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充分发展，纵有城市，也不能算是国家。反之，如果私有制和阶级充分发展了，即使没有城墙的包围，也可能是国家。当然这种现象到了后期的红山文化更为明显，而且更为复杂。

　　二、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为什么如此重要，要先看一下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规模，举牛河梁积石冢遗址2为例，根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提供的数据，经碳十四测定，牛河梁遗址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3779至公元前2920年，也就是说，最少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而最引人瞩目的是，牛河梁遗址出现了“以玉为葬”的用玉习俗，据对遗址四个地点有随葬品墓葬的统计，在四个地点的97座墓冢，有随葬品的墓48座，占全部墓葬的49.5%，其中43座墓中都只葬玉，这个比例高达89.6%。更重要的是，根据不同等级还有变化，在42座墓葬中出土玉器183件，占墓葬总数的44.7%；其中在上层积石冢随葬品的墓中，只随葬玉器的墓高达97.6%。区分等级更为明显的标志是，上层积石冢迥然不同于下层积石冢，在遗址的三座中心墓里都只随葬玉器，而小型墓中还有石器，并且玉器的种类也存在明显区别，发掘报告里指出，牛河梁遗址里的N5Z1M1随葬7件玉器中的勾云形玉器、N16M4随葬的8件玉器中的玉人和玉凤更是具备唯一性。由此可见，“唯玉为葬”只集中表现在上层积石冢中，而且还集中体现在上层的高等级墓葬里。而需要说明的是，红山文化不单纯只有玉器的出土，据考古发掘，红山文化具备高度发达的制陶和石器制作工艺，其中陶艺的制作水平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他史前文化，著名的女神庙的陶器女神和以玉示目都是空前的，而细石器的选料和打磨也都是精致的工艺品。但在红山文化墓葬中，牛河梁遗址中“唯玉为葬”的现象在整个红山文化中仍是凤毛麟角，而且冢里只葬非实用的玉器，这明确反映了玉器的特殊性，而通过玉器的使用，也体现出红山文化存在的等级之分，而且“对非实用玉器的重视，要远胜于与生产、生活有关的陶器和石器，这种唯玉为葬的习俗，也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对玉的认识达到一个高峰”。苏秉琦先生认为，牛河梁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年。

　　进行牛河梁遗址挖掘的郭大顺先生对红山文化蕴含的政治及社会文化属性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一是积石冢具有群体间极强的独立性为主的社会分层；以中心大墓为特征的积石冢体现了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女神庙体现了以一人为中心的宗教制度；玉器具备通神的功能且有独占权；红山文化是史前社会最高层次的聚落中心。事实证明，之前谈到的文明起源里的“玉器时代”，红山文化的发现可以极大地诠释“玉器时代”存在的实证性，放眼全世界所有这个时期的文化，都没有像如此这般的用玉唯一性和规模宏大的制度体系，这也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政治文化现象。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群和以龙形玉为代表的玉器群，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提出了辽西地区5000年文明起源的新课题，也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从距今4000年前提前到距今5000年前，并也将目光从中原更多转移向中原以外的地区”。刘国祥同样也认为，“距今5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西辽河流域的史前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人口迅猛增长，社会内部产生分化，等级制度出现，该地区进入了初始文明社会。从玉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轨迹看，兴隆洼文化玉器处于创始阶段，红山文化玉器则进入繁荣阶段。”

　　由此可见，关于红山文化是否属于文明社会及国家的初始形态是争论的焦点。这就涉及玉器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关系及标准。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按照文明的标志——文字的出现、金属的使用、城市的形成，这是西方学者的观点，但西方却没有像中国一样的用玉传统，红山文化是否已跨入文明社会即古国阶段，需要依据考古发掘和中国自身发展特点而重构文明及国家形成理论。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国家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演进、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那么按照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红山文化中对于玉器的占有绝对是极少部分人的权利，而对于硬度达到6.5的玉器的制作，同样需要细致的社会分工才可以达到，而如果从玉料的选择、开采、运输、切割、制作而言，这些如果没有社会分工是无法想象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里并没有对史前中国的解析，同样无论是恩格斯还是摩尔根更无法得知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考古，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在史前的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从玉器使用的角度，可以给国家起源理论一个独特的新的视角。

　　三、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震惊世人，大都属于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玉器的品种繁杂，主要包括琮、璧、钺、冠形器、锥形器、三角形器、镯、璜、牌饰、串饰、带钩等，尤其特殊的是，良渚玉器的纹饰雕刻有神人兽面纹，体现了墓主人尊贵的地位和显赫的威仪，体现了良渚文化鲜明的等级特征，其中以反山和瑶山墓葬最具代表性。

　　反山墓葬，是良渚玉器的主体，其中出土的遗物玉器占90%以上，根据考古报告资料，反山出土的玉器达3500件，这还不包括镶嵌用玉的玉粒、玉片等，可以说完全是“唯玉为葬”。反山墓葬不仅随葬的玉器数量是良渚文化遗址中最多的，玉器的种类也是最丰富的，多达20多种，雕琢之精美、纹饰之繁细，更是金石学研究的重点，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不为过。

　　瑶山墓葬，发掘出玉器678件（组），以单件计共2582件。玉器的种类有冠形器、带盖柱形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钺、琮、小琮、璜、圆牌、镯形器、牌饰、带钩、纺轮等，但未发现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种类——璧。2而玉器在墓葬器物中的比例高达97%，需要指出的是瑶山墓葬中的每座墓都出土了冠形器，并且巧合的是，每座墓中只出土一件，可见冠形器的地位之重要。3那么其功能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冠形器是区分等级的重要物品和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具有的鲜明政治含义。玉琮是良渚文化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玉器品种，其形制大多为方柱形，还有部分为圆形，内圆而外方，圆形对钻而成，圆孔的孔壁高于其外围的四个角，称为“射”。每个方脚以角棱为中线，向两侧对称展开一组神人兽面纹。

　　琮这个形制自良渚起，延续到周朝成为“黄琮礼地”的六器之一，不管《周礼》成书的年代是西周还是西汉托古，但琮这个形制从东部的良渚文化追溯到商晚期西蜀的金沙遗址，一直到西部的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延续了数千年，但玉琮在良渚文化中大放异彩，无论在数量还是内在功能上都是独树一帜，其功能更多还是代表了神权与王权的统一。沈从文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玉器中认为琮的功能主要是祭祀天地，“古代祭天祭地是一件大事。因为社会生产力主要是农耕和蚕桑，地下生产又非靠雨露阳光不可。祭天用璧，祭地则用琮，琮是方柱形中空的玉。《周礼》即提起黄琮礼地之说。注为八方所宗，像地德。”

　　我们之所以说玉器时代即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起始阶段，主要根据是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大量的公共工程建筑和大型的聚落遗址。这是社会剩余劳动的积累和社会分工的水平达到了很高的标志。尤其是大规模聚落遗址群的出现，证明其规模已远远超出了部落的范围。

　　四、凌家滩文化玉器

　　凌家滩遗址发现于1985年，先后经过四次科学发掘，清理墓葬44座，出土了陶器、石器、玉器等各类文物1200多件，其中玉器就高达600件左右。经中国文物研究所做的碳十四测定，为距今5560年—5290年左右（经树轮校正）。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凌家滩遗址由墓地、壕沟、居住区、玉石作坊遗址、陶块遗址等几大部分组成，总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北岸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原始中心聚落遗存。相比于上述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凌家滩遗址的年代与红山文化的年代接近，比良渚文化早。凌家滩墓葬出土的玉器数量多，品种多，且雕刻精细，造型独特，其中一些玉器经检测是白色透闪石，也就是白玉，温润洁白，精美异常，是史前时期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其中出土的精美玉礼器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考古报告中指出，出土玉器“不但精美而且品位极高，出土的玉龙、玉鹰、长方形玉片、玉龟、玉人、大型玉钺、玉戈、玛瑙斧、钺等，突出反映了原始宗教在凌家滩社会组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这些出土的精美玉器中可以推测，当时凌家滩已出现了专门加工玉器的场所和人员，而且从琢磨的工艺和类型看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它的重要意义是标志着玉手工业专业化的出现，因为玉器业生产包括采矿、选矿、开坯、设计、琢磨、抛光等多项工艺，需要有掌握一定技术的人员统一协调指挥，不可能只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凌家滩玉器业的发展，标志着玉器业向手工业的专业化方面发展”。从不同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大墓中出土的玉器反映了墓主人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是贫富分化的象征。凌家滩遗址的墓葬结构中的87m15、98m20、98m29三座墓明显不同于其他墓葬，共同点在于其随葬玉器多，87m15总随葬物121件，而随葬玉器就达高88件，占随葬物总数的72.1%；98m29随葬物85件，玉器占67%，但随葬玉器的品种最丰富，有其他墓葬都不见的玉人、玉鹰和玉戈等物品；随葬物最少的是98m20，62件，但唯独这个墓有两件玉钺随葬，玉钺具备军事功能。张忠培先生认为，凌家滩墓地反映的是由神权和军权统治的社会，握有这两权的人物处于社会的顶层。

　　更能区分等级的是，除了这三座特殊的墓，87m4这个墓更为特殊，它随葬物高达133件，其中玉器有96件，占总数的72.1%，随葬玉器品种有大量的玉兵器，玉斧10件，钺、璜、环、玦、镯等品种齐全，最为重要的是有唯一的随葬物龟甲占卜器，这说明87m4的墓主人社会地位最高，集军权和神权于一身；当时社会已存在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特别是制玉工业已从手工业中独立出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社会分工是私有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不同的用玉制度又彰显了等级的不同，在史前时期，凌家滩遗址的形态已具备了大规模聚落中心的地位。

　　通观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可以看出在史前我国玉器传播的一个大致走向，玉器的使用起源于北方，红山文化继兴隆洼文化之后自北而南依次传播，经过皖中的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往南中转，进而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所以，凌家滩玉器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