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瑰宝——玛纳斯碧玉的前世今生》（一）

　　王宇

　　丝绸之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甚至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也将塑造未来的世界。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复兴丝绸之路，属于“中国梦”的重要部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丝绸之路彰显的是一种风雨兼程、同舟共济、心手相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责任保存好丝绸之路这张识路地图，将它交给子孙后代，交给未来，交给与我们共生共荣、共建共享的世界。

　　昌吉回族自治州作为丝绸之路核心区的一个重要节点，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昌吉，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古称庭州。此区域为横亘南部天山的北坡，习惯称之为“天山北坡”。昌吉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原始人类活动。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设西域都护府后，历代中央王朝均在此设官置府。1954年，昌吉建州。

　　昌吉有骄人的辉煌和繁荣。历史上，随着丝绸之路开通，数千年来昌吉都是主要的通道区域，素有“丝路要冲，黄金通衢”之誉。区域内的神山博格达、汉代疏勒城、唐代北庭都护府、元代别失八里城、清代东西方商贸大道枢纽古城奇台，以及木垒四道沟出土的天山地区最早的谷子与小麦、呼图壁的康家石门子岩刻画、玛纳斯的天山碧玉等，俱为新疆历史的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昌吉这片古老而神奇的热土开辟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昌吉的全面振兴带来了宝贵的机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

　　今天，昌吉州独特的天山北麓经济带地理区位、厚重的丝绸之路历史底蕴，在“一带一路”核心区新疆发展大潮中又一次重回潮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丝绸之路文化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昌吉的过去，把握昌吉的今天，展望昌吉美好的未来。

　　丛书历史篇包含《天山的种子——木垒的历史与文化》《古城驼铃——湮没的丝路奇台商道》《神山博格达》《天山女神——康家石门子岩刻画文化探新》《天山瑰宝——玛纳斯碧玉的前世今生》五卷，通过山川风物的开掘呈现，涵盖丝绸之路精华焦点，重现“一带一路”途经的千年古迹、沧桑古道。

　　丛书内容精当，史料翔实，脉络清晰，图文并茂，融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独出心裁的视角，让我们有了一个了解昌吉历史文化的读本，有了一个展示昌吉历史文化的窗口。

　　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根脉与灵魂。回顾并梳理昌吉的历史文化，可以从一个极为重要的角度了解中华文明及其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延续优秀文化之脉，增强我们创建现代文明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回顾历史的进程，我们深深地感到，每一代人都承担着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奋发图强，加快发展，为昌吉的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知史明志，我们应当多一点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求无愧于历史。

　　我们坚信，昌吉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中必将再创辉煌，昌吉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玉的使用在我国不少于9000年，且一直持续至今，玉文化是我国文化传统中从未间断的文化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也具备独一无二的文化属性，特别是其蕴含的“君子比德于玉”的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宝藏中，中华玉文化独树一帜。

　　玛纳斯碧玉，因产于天山北麓的玛纳斯而得名，是中华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碧玉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在我国用玉制度的历史长河中地位尊贵。玛纳斯碧玉矿有“皇家玉矿”之称，其所产碧玉在清代乾嘉时期雕刻出众多精美华贵的玉器。因碧玉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中数量稀少，所以清代玛纳斯碧玉所琢玉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其精致程度，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中华玉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坐落于天山北麓，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更因盛产碧玉而闻名遐迩，有“天山金凤凰，碧玉玛纳斯”的美誉。从早期历史来看，丝绸之路的前身为玉石之路，早在商朝时期，来自新疆的和田玉石已经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王朝，可以说玉石产自新疆，却在中原开花结果，这是中华民族统一共融、共同繁荣的确凿证据，也是西域和中原地区几千年来文化和物质交流的最有力证明。玛纳斯碧玉开发历史悠久，尤其在清朝时期地位尊贵，可以说玛纳斯碧玉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融合开放的特殊文化形式，也是最具有地域性的新疆特色文化之一。

　　本书旨在从中华玉文化的重要意义、玛纳斯碧玉历史文化、玛纳斯碧玉在清代的开采运输、清宫玉器和当代玉器鉴赏、玛纳斯碧玉产业发展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介绍，给爱好玛纳斯碧玉的读者呈现一本解读玛纳斯碧玉的“百科全书”。

　　万古长河，中华玉文化群星璀璨，关于玛纳斯碧玉的研究，本书只是抛砖引玉，涉及古代碧玉器的对比、玛纳斯碧玉矿物学、碧玉历史文化的梳理发掘等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新疆昌吉，关注玛纳斯县，关注玛纳斯碧玉，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弘扬玉文化推动文化润疆工程的落地生根。

　　绪论 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中华玉文化

　　第一节 中华玉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玛纳斯碧玉文化是中华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宝藏中，中华玉文化独树一帜，玉的使用在我国不少于9000年，且一直持续至今，玉文化是我国文化传统中从未间断的文化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也具备独一无二的文化属性，特别是其蕴含的“君子比德于玉”的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玉文化是千年中华文明的铁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是中华民族精神道德的鲜明标志，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玉文化还是促进新疆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的有力抓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玉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华玉文化是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我国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在《石雅》一书中写道：“夫玉之为物虽微，使能即而详焉，则凡民族之所往反，与文化之所递嬗，将皆得于是征之。”玉是中华悠久灿烂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载体之一，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玉的使用和文化的传承，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中从未间断。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发掘出了大量史前玉器，从史前6000年前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从4000年前“三皇五帝”时期陕西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到黄河中下流域的龙山文化—华夏文明的形成，玉的使用是先夏时代历史存在的重要证明。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与我国的“夏代”时期基本吻合；20世纪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妇好墓的发掘，其中出土了755件玉器，已完全确定了商朝及其武丁时期的确切年代。玉器的出土印证了中国古代历史，也填补了文字和文献的空白。从文明探源来看，玉是千年文明的重要佐证之一，学术界关于文明的定义，基本都是基于西方学者关于文明的标准，因为玉在中国文化中具备“唯一性”且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玉器与中国千年文明相辅相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谈道：“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玉器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玉器，就无法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研究中华文化更离不开对中国玉文化的研究。”玉不是普通的石头，也不是单纯的一种矿物质，在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的发展影响精神和文化的改变，玉文化是依托于玉这个物质而产生、发展、演化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在神权支配的远古社会里，是沟通上天的神器；在帝王主宰的封建社会里，它又是王权最神圣的象征；在古代士大夫的眼里，它又是君子的物质象征；它温润莹洁、多彩多姿，它是山川的精华、大自然的造化，可以说玉是中华大地上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完整、最具文化信息的物质和文化载体。晚清至民国时期民主革命者刘大同谈道：“伏思吾国文艺之开化，以玉为最古，其他皆在其后。”

　　二、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谈到，在纷繁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他想到了中国古代的玉器。玉器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现象是西方所没有的，或者说是很少见的。我们考古学界是否可以将对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点，从更深刻的层面上阐述玉器在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意义，把考古学的研究同精神文明的研究结合起来。

　　8000年以来，玉的功能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远在新石器时期，比如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里出土的玉器表明，玉器更多地承载着通神与祭祀的功能，与“巫”紧密相关——“巫以玉事神”。西周之后，随着玉器使用得更加广泛而逐渐“祛魅”，玉的内在含义与君子的德行和国家的礼制联系在一起。孙庆伟教授曾提出，“洞察周代的‘德’和‘君子’，则可知玉是周代主流社会主导思想的载体和象征物”。从周开始到汉代，玉德的概念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先秦至汉时期，管子、孔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刘向、许慎都提出了玉德学说，把人的德行和玉的物理特性合二为一，玉成为古代君子的参照物，成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形式。

　　三、玉文化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同时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传统美德制度化。

　　中华玉文化的“玉德学说”很多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息息相关。孔子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所谓君子，是指有道德、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古代的君子之所以一定要佩玉，是因为玉不仅是大自然的精华，而且其物理属性契合君子的品德，所以《礼记》里记载：“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文化蕴含的玉德思想完全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要求。

　　玉文化的精髓是“玉德”，古人君子之风的物质载体就是玉，孔子在《礼记》中提倡的玉的“十一德”：“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管仲在《管子》里提出玉德九德说：仁、智、义、行、洁、勇、精、容、辞；荀子提出玉德七德说；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又归纳出玉的五德：仁、义、智、勇、洁。玉德几乎凝练了中国人最美好的德行，可以说是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些美好的德行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是中华民族精神道德的表征和载体。

　　四、玉文化是研究我国国家起源与文化制度的一把钥匙

　　玉的使用与中国国家的起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于对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古希腊等西方国家的起源理论，对东方国家虽有涉及，但由于材料缺乏，并没有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研究进行分析。20世纪以来，考古学对于探究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考古学成为对照先秦文献的唯一对比手段，而玉的发掘和考证成了探究国家起源的独特视角。

　　通过考古发掘来看，玉料的开采到玉器的一系列程序的加工生产，离不开社会分工，反映了阶级分化；从玉器的器型的角度分析，玉在中国史前的区域使用和传播与中原王朝的构建、形成也有重要的关联，比如说玉牙璋、玉柄形器、玉戈等，通过不同出土地点的玉器，对比文献，可以窥探到史前“无文字”时期的政治编码。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到夏早期的石峁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夏商周之前的历史的考证很大程度上就要借助于玉这种物质。夏鼐先生曾指出考古学的重要价值和政治意义所在，他认为，考古学并不止于物质本身，而是把研究对象聚焦于社会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实物来研究社会组织、经济状况和文化面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以探求中国国家和文明的起源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早在大禹时期，当时已经是“执玉帛者万国”的城邦林立时期，万国朝宗拿的是玉，为什么拿玉？因为玉是政治权力象征，是政治仪式的重要政治符号，玉是中国古代政治仪式中可以与神对话通天的“神器”，被赋予了最高政治权力。远古中国并没有文字记载，但通过结合先秦时期的文献，再通过考古发掘的玉记录的信息，可以反映出当时那个时期蔚为壮观的用玉制度。《周礼》和《礼记》中玉占据了很大篇幅，如果没有玉器的使用，就没有完整的中国传统礼制。

　　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角度，玉这个物质太重要了，对中华玉文化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的一个独特视角。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良渚文化研究专家牟永杭先生认为：“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上造成如此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这种被赋予山岳精英的矿物，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起了催酶的作用，进而将随着文明而来的政治权力，牢牢地包裹在了神秘的袍套之中。可以说超越自然属性的玉和政治的神秘化共同熔炼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

　　五、玉文化是研究中国边疆治理的一面镜子

　　玉对于国家治理特别是边疆治理有重要意义。丝绸之路耳熟能详，而丝绸之路才2000多年，比丝绸之路更早的是玉石之路，而这就要归功于考古学、矿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考证。据考古证明，早在不晚于商中晚期时，来自昆仑山北麓的和田玉石就已经被中原王朝大量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殷墟妇好墓755件玉器中大部分都是来自新疆的和田玉。从考古学和矿物学的角度，新疆和田玉进入中原王朝的时间，早于丝绸之路近2000年。从这个角度来看，玛纳斯碧玉和和田玉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新疆玉料的传送对于新疆与中原的关系意义太大了，因为这是切不断的连接，可以说如没有西域、没有昆仑山、没有玉石，那就没有所谓的中华玉文化的整全性和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思想。以玉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古代边疆治理的一个独特视角，而且对于史前中国特别是无文字时期的古代中国，玉因为其特殊的物理特性成为记录历史和古代政治的重要政治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