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拥抱自然的春天仪式

        作者：施爱东

        清明：数学分割产生的时间节点

　　在进入清明起源的讨论之前，我们得先区分一下作为节气的“清明”与作为节日的“清明节”两个概念。

　　节气“清明”只是一个时间提示。古人把一年365天平均划分出了24个时间节点，称为24节气，如果把立春排在第一，那么清明就是第五个时间节点。

　　节日“清明节”指的是被赋予了人文意义的时间仪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民俗节日，清明节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提示，在这一天，还要举行一些由人所规定的，与时间本身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民俗活动，比如扫墓、祭祖、踏青、戴柳之类。本来可以在3月，也可以在4月、5月的任意一天做的事，大家约定俗成地非要在清明节这天执行，这就是节日的游戏规则。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清明”，往往既指节气，也指节日，视乎谈话的具体语境。但当我们追溯其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不区分节气清明与节日清明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节气“清明”作为时间节点，是如何被发明的。比如，一年为什么要分成24节气，而不是25节气，或者26节气？

　　前历法时代的古人要从事渔猎或农事活动，一定要掌握季节的更替，大雁南飞意味着冬天的来临，燕子归来意味着春天的到来，布谷鸟叫了就得播种，其它如杨柳发芽、桃李花开，都预示着气候的变化，提醒人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如《淮南子·主术》：“蛤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昴中则收敛蓄积，伐薪木。”意思是说蛤蟆叫了，燕子来了，该去修整道路了；树木落叶的时候，就得准备伐木了。

　　但是，由于南北地域和气候条件的差异，各个地方的物候并不完全一样，如果仅以物候来确认时间，许多时候人们就无法进行时间交流。比如，祝英台叫梁山伯桃花开时到她家去提亲，结果，梁山伯家的桃花开得太迟，等他赶到祝家时，祝英台已经许给了马文才，于是，梁山伯被活活气死了。

　　为了统一时间，人们必须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时间参照系统。古人发现可以通过观察星象来认识季节变化。比如，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改变时，季节也随之发生变化，斗柄指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则分别对应着一年的四个季节。

　　更精确的测量来自对日影的记录。炎热的夏季，总是白天长黑夜短，可是到了寒冷的冬季，却是白天短黑夜长。冬天，正午影子最长的那一天，也正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那一天，人们把这一天叫做冬至；相反，夏天，正午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也正是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那一天，人们把这一天叫做夏至。从冬至到夏至的转换中，有一天的白天与黑夜一样长，人们把它叫做春分；从夏至到冬至的转换中，也有一天是白天与黑夜一样长，人们把它叫做秋分。而春分、秋分正好卡在冬至和夏至的正中间。

　　据竺可桢考证，《尚书·尧典》中已经有了“二至”“二分”的记载，这就是最早的四个节气。由上述节气的测定方法可知，节气的确认，是直接依据对日影的测量，也即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相关，所以说，节气是一种太阳历，也即我们俗话所说的“阳历”。

　　“至”和“分”之间大约间隔90天，把这四个90天一分为二，于是在二至二分的中间又分出了四个“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比如，在春分和夏至的中间点上这一天，就叫立夏。这样，总共就有了八个节气。这时，相邻两个节气之间大约间隔是45天。

　　这就有点麻烦了，45天不好再平分。如果是44天就好办多了，再平分，可以拆成16个节气，平均间隔22天，还可再平分，拆成32节气，平均间隔11天。可现在的实际间隔是45天，那怎么办呢？没法平分，只好三分。于是在春分和立夏之间又分出了“清明”和“谷雨”。这时，相邻两个节气之间，大约间隔15天。15天还可以再分为三个5天，每5天为“一候”，5是质数，不能再分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太阳历中，“候”是最小的时间单位。

　　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节气是一种太阳历，是通过二生四，四生八，八生二十四的数学分割而产生的时间节点，清明就是这些节点中的一个。

　　上面我们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我们祖先却是经历了数千年才找到这一步的。等到24节气全部安排妥当的时候，时间已经指向了汉代。现存最早记录“清明”节气的是《淮南子·天文》：“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意思是说，春分之后15天，北斗星的斗柄指在乙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清明到了。

　　那为什么这一天要叫“清明”而不是别的名字呢？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记录了一本已经失传的《岁时百问》上的一句话：“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亮，故谓之清明。”《三统历》也说：“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可见，古人是把清明当作清洁、明亮的简称。这真是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

      柳条：清明的节日标志

　　关于清明插柳的记载盛见于宋代，《岁时杂记》说：“今之人，寒食节家家折柳插门上。唯江淮尤盛，无一家不插者。”《武林旧事》也说：“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居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稒于柳上。”武林即是临安，今天的杭州，南宋的京城，当时已经盛行清明插柳，家家屋檐下插得到处都是，可惜人人都到西湖边上折柳，把湖边柳树折得不成样子，故当时即有诗云：“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

　　插柳之风虽盛行于宋代，可宋代人都把它说成是源于唐代的习俗。

　　依唐代改火制度，寒食禁火，清明出新火，新火一出，皇上会将新火恩赐给少数宠幸大臣和皇亲国戚。传说新火是用柳条传出的，清明这天能得皇上赐火者，无不感到万分荣幸，火种传下之后，得赐新火的大臣，都把传火的柳条插在门前，以示炫耀。于是，插柳被赋予了吉祥富贵、飞黄腾达的象征意义，后人争相仿插，相沿成习，遂成风俗。

　　唐皇赐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唐诗中光是以《清明日赐百僚新火》为题，就有大量存诗，郑辕的诗这样写道：“改火清明后，优恩赐近臣。漏残丹禁晚，燧发白榆新。”史延的诗也说：“上苑连侯第，清明及暮春。九天初改火，万井属良辰。颁赐恩遇洽，承时庆自均。”

　　但是，我们谁能想象一根青涩的柳条点上火之后，不熄不灭，还能从皇帝颁火处传到自己家的接火处呢？可见，柳条传火多半是出于宋人对于大唐盛世的想象。

　　从现存的唐诗来看，唐人应是以蜡烛传火，柳条接火的。我们还是找些题为《清明日赐百僚新火》的唐诗来看看，韩浚诗说：“朱骑传红烛，天厨赐近臣。火随黄道见，烟绕白榆新。”这首诗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传红烛”。另外，王濯的诗也说：“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马，烛耀九衢人。”试想想，能够“烛耀九衢”的，一定是皇家气派的大蜡烛，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路上不熄不灭，安全地把皇上的恩宠传遍九街十巷。受赐者用白榆或者柳条接火，所以王濯诗说：“焰迎红蕊发，烟染绿条春。”史延诗则说：“翠烟和柳嫩，红焰出花新。”当然，接火的柳条承受了御赐新火，因而沾光戴辉，值得炫之门楣房檐，那也可能。

　　儿童则往往将柳条编成柳圈，“戴柳圈”“吹柳哨”，据说能保佑平安吉祥。插柳戴柳在宋以后，蔚然成风，清代《帝京岁时纪胜》记录一则谚语称“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至今还有许多地区流传有相近的谚语异文：“清明不戴柳，死后变猪狗”，说明崇柳习俗在自宋代以降已经成为一种半强制性的社会风习。

　　我们可以细数柳枝有许多特点或优点，至于古人为什么选择折柳枝插于门上，我们已经很难猜测其原因了。可能有必然的原因，也有偶然的因素，但有一点是无疑的：正因为后人不了解插柳风俗的起源，所以为插柳风俗找来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一说插柳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神农氏，并由此发展出祈求长寿的象征意义。

　　一说晋文公焚烧介山之后，发现介子推母子抱着一棵大柳树烧死了，晋文公非常伤心，从此以后，每年寒食禁火，要将一枝柳条插在门前，以为介子推招魂，并示纪念。

　　一说黄巢起义时，曾规定“清明为期，戴柳为号。”后来虽然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戴柳和插柳的习俗却一直保存下来了。

　　一说黄巢起义后，杀人如麻，某年清明杀至某地，看见一个妇人抱着一个男孩急走避祸，后面有一个更小的男孩哭着喊着跟着，那妇人却不看不顾。黄巢见状大怒，把那妇人捉来审问。妇人解释说，手中抱着的，是丈夫前妻的孩子，后面跟着的，是自己的孩子。只因为妇人家无力两者兼顾，只好狠心舍弃自己的孩子。黄巢听了，大赞其为“义妇”，让她安心回家，只要在自己家门前插一柳枝，义军一定秋毫不犯。妇人回村，好心将这一良方告知四邻，于是，家家门前插柳，平安大吉。从此，家家户户年年清明插柳。一些地方至今还流传着“清明不插柳，死在黄巢手”的谚语。

　　一说插柳是因为受佛教影响。观音菩萨以柳枝洒水普救众生，人们认为柳枝可以用来祓除避邪、禳灾解厄，柳枝因而被称为“鬼怖木”，也即连鬼都怕，北魏的《齐民要术》即已记载“取柳枝着户上，百鬼不入家。”

　　一说插柳于门，簪柳于首，可以免虿毒，辟瘟疫。《山堂肆考·时令》记载，每年三月三日，唐中宗在渭水南岸举办祓除仪式，赐给群臣每人一个细柳圈，据说带着它可以免除趸毒。至今，山东一些地区还有将柳条插在床头以避蝎子、蚰蜒等虫害的做法，人们手持柳条在墙角等处轻轻抽打，边打边念：“一年一个清明节，杨柳单打青 帮蝎，白天不准门前过，夜里不准把人蜇。”

　　一说把柳条插于屋檐下，可以用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之说。

　　一说戴柳可以驻颜留春。宋人赵鼎《寒食书事》云，“寂寞柴门村落里，也教插柳纪年华。”明代《乌程县志》记录一则谚语说：“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嘉录》则做了更详细的解说：“妇女结杨柳球，戴髻畔，云红颜不老。”所谓“戴柳留春”，妙龄女子多以青青柳枝来表达自己对于青春的热爱和挽留。至今仍有“戴个麦活一百，戴个花活百八，插根柳条活百九”的谚语流传在农村地区。

　　一说可以“明眼”，《梦粱录》说，“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名曰明眼。”萧放解释其意为“也即能明辨鬼邪，看住家门。”后世多望文生义，认为“明眼”是指能让眼睛更明亮。清道光《遂溪县志》就说：“清明日折柳枝悬门，并插两鬓，曰明目。”江苏镇江人以柳叶七片泡茶，据说喝了可以明目。山西解州在清明期间要停止一切女红，据说此日动针线者，会成为瞎子。这些俗信，大概都是从“插柳明眼”的理解中生发出来的。

　　萧放认为古人选择柳枝避邪，主要因为柳树是春季应时佳木，得春气之先。在四野一片苍茫之际，柳树最先吐出新绿。所以杨柳常常被用来作为春天的标志。柳树易栽易活的生存特性，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之感，显示出其生命力的强旺，因此在古人观念中，柳树并非普通树木，它有着神奇的象征功能。

　　宋代以降，柳条几乎成了清明的节日标志。时至清明，不仅家家门前插柳，路上行人也将柳枝插于车马座前。儿童把柳条编圈戴在头上，姑娘们专拣了鲜嫩的柳条插在鬓角别在身上，人人折柳、插柳、戴柳、吹柳哨。

　　清明柳条需求量大，一时洛阳纸贵，于是派生了柳条贸易。每至清明，总有走街串巷兜售柳条的小商小贩，专将柳条卖与那些妙龄女子。今人《芜湖古今》称，清明清晨，街市叫卖杨柳，家家折一枝绿柳蘸上清水，插上门楣，妇女则结杨柳球，戴在鬓边。清代诗人杨韫华有《山塘棹歌·插柳枝》：“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毗邻诸姐妹，一株斜插绿云翘。”

　　扫墓：悲欢交集的祭祀仪式

　　扫墓是一种礼制，可是，早期的祭祀礼仪中并没有墓祭习俗。上古礼制非常讲究，公元前549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齐庄公发兵攻打莒国，一名叫做杞梁的前锋在战斗中牺牲了，齐庄公班师回国的时候，在郊外遇到了杞梁的妻子（“杞梁妻”就是“孟姜女”的原型），于是遣使表示吊唁，但是，杞梁妻不接受这种吊唁方式，她说：“如果杞梁是个有罪之人，那也不必吊唁了；如果他没有罪，那他还有宗庙，我不能接受这种郊外吊唁的方式。”齐庄公听了，不得不亲自到杞梁的宗庙去开了个正式的追悼会。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得知丈夫死讯，极度悲痛的时候，还能保持高度理智，为丈夫争取追悼会待遇的“谨守礼法”的妇人。杞梁妻的持礼不哭，以及坚持宗庙祭祀的做法，在古人看来，是非常“知礼”的妇女模范。

　　关于扫墓的起源问题，古人很早就开始把它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了。《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国家祭祀自古以来就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国家祭祀最根本的目的并非单纯地纪念祖先，而是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秩序象征的仪式政治。往往地位越高，宗庙越多，祭祀越是频繁。《礼记》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士以上的阶层才有宗庙，可以在宗庙中祭祖，可是，普通百姓并没有宗庙，就只能在家中祭祖。由此可见，杞梁妻要求在宗庙开追悼会，其实是为杞梁及其家族争取政治地位。

　　上古葬俗是没有坟墓的，《周易·系辞下》说“古代的葬俗，常常用草柴包裹，葬在野地里，既不堆土做坟，也不种树做标识。”《礼记·檀弓上》也提到，孔子说“我听说古代虽然有墓葬习俗，可是并没有坟堆。”坟墓只是肉体的存放地，灵魂往往寄居于宗庙，祭祖一般是在宗庙中进行的。

　　东汉的《汉官仪》等书都提到“古不墓祭”一说，宋代《事物纪原·岁时风俗部》称，墓祭拜扫之风始于东汉建武十年，刘秀曾躬祭于墓地。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考证认为周代已有墓祭现象存在，只是不合礼法，还没有成为一种风俗。

　　大概到了汉代的时候，墓祭之俗才逐渐为士大夫所接受。东汉王充《论衡·四讳》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但唐代以前的墓祭并没有特别的时间规定。事实上直到今天，各地扫墓的时间习俗也不一定，江西许多客家地区都是大年初二上坟扫墓，也有些地区只要在正月十五直到清明之间，任何一天都可以扫墓，日期视由各家自己方便，而不是单单限定在清明附件的日子。

　　祭祖风气从家庙转移到墓地，可能与古代的社日习俗有密切的关系，“社”是土地神，社日分春社和秋社，是古人祭祀土地祈求丰收的日子，春社一般在春分前后举行。古人在祈求土地神赐予丰收之余，逐渐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祈望土地神能顺便照顾一下他们寄居地下的祖先。郑玄注《周礼》时说：“先祖的形体安葬于这片土地上，祭祀土地以安抚祖先。”贾公彦进一步说明“祭祀土地神应当设置祭位在墓的左侧。”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推测说：“墓祭习俗可能是因为祭祀土地而过渡到祭祀祖先。”

　　唐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寒食节期间郊游并墓祭。我们前面说过，墓祭虽然至东汉已经逐渐成风，但在仪礼制度上并没有得到认可。而且，在郊游的过程中顺带墓祭这种形式，从仪礼上看还有点古怪：墓祭宜悲，郊游宜乐，悲欢交集，于礼不通。为此，唐高宗曾在公元662年颁布诏书予以禁止：“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

　　民间风俗与政府禁令之间，往往表现为负相关。政府所反对的，往往是民间正风行的；政府所提倡的，往往都是老百姓不愿干的。寒食上墓，复为欢乐，显然没有因为政府的禁令而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政府终于顶不住社会风俗的强大压力，改而从礼制上承认了寒食扫墓的合法性。《通典》记载，唐玄宗时期，公元732年，政府将墓祭行为正式纳入了五礼之中。制曰：“寒食上坟，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彻馔讫，泣辞，食馀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

　　也就是说，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老百姓虽然没有宗庙，但他们也有祭祀先人的要求，一味地遏制这种要求，于礼有据，于理不通。于是，新订礼制中“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但依然规定“不得作乐”。

　　禁令一旦网开一面，就像河堤决口，一发而不可收拾。既然野祭扫墓合法化了，人在野外，作乐不作乐，可就由不得官府了。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物质并不丰裕，而祭祀活动又如此频繁，人们平时舍不得吃的牛羊牺牲，都得首先供应神灵所需，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供品，将造成社会的极大浪费，于是，人们为祭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祚肉”。祚者，福也，传说吃了祚肉就能得到神灵保佑。人们墓祭之后，自然要在墓地前分食祚肉和美酒，托祖宗的口福，享用平时吃不上的肥肉美酒。

　　春日洋洋，春风习习，触目姹紫嫣红，耳听鸟语，风送花香，加上美酒佳肴的作用，人的心情如何能一直保持在“泣”的状态？

　　自唐以降，原来处于散祭状态的墓祭习俗，由于唐玄宗的一纸“五礼”改革，寒食节成了国家法定祭扫日。